唐翔千：创办上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
唐翔千参加年度人物庆典大会
唐翔千，香港知名实业家，改革开放后，曾在上海创办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并任副董事长、总经理。香港回归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至九届全国政协常委。
一
1979年春天，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长张承宗即将率团访港的消息，在香港的上海人圈子里传开了。看到访问团名单后，有人惊奇不已，有人半信半疑。团员中，刘念智是上海滩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儿子，刘靖基是纺织界头面人物，陈元钦原来是皇后牌绒线厂的老板。
作为张承宗此行的邀请者，唐翔千家里的电话一下子多了起来。香港朋友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他们怎么会想到来香港？”“此行到底有什么目的？”还有人关照翔千，“到时候见面、吃饭、开座谈会，千万不要叫上我噢！”
听到张承宗要带上大资本家到“资本主义”的香港去探亲访友，党内一些人很不以为然：这些人到了外面能干出什么好事，说我们什么好话？几十年来，他们在内地几乎没有过过几天舒心的日子，不是“社会主义改造”把他们的私人资产变为公共财产，就是“兴无灭资”在把他们的家抄了个底朝天。他们解放前天天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解放后一落千丈被整得苦不堪言。在内地的政治高压下，他们唯唯诺诺、规规矩矩，到了香港还能指望他们做正面宣传？还不把我们骂得一钱不值？更加麻烦的是，他们到了香港就会发现，那里的亲戚朋友并没有“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倒是一个个发了大财，过着人上人的富豪生活，当初留在上海只怕连肠子也悔青了。如今置身所谓的“自由世界”，只怕是逃难一般溜之大吉了！
尽管阻力重重，张承宗还是带着访问团登上了飞往香港的航班。
二
1979年3月11日，张承宗率领的上海工商界经济代表团飞抵香港启德机场，同行的有副团长刘靖基，团员唐君远、刘念智、郭秀珍、陈元钦，杨延修、吴志超、丁忱和马韫芳。在接机处，访问团的许多亲友早就守候在那儿，一看到自己的亲人情不自禁地扑了过去，大厅里一片欢声笑语。
刘靖基在香港和海外有很多亲友，知道他在“文革”中吃了好多苦，听说他带队出访，都几乎不敢相信，他在美国的女儿刘启乾特地赶过来看个究竟，父女相见，恍若隔世，泪流满面地拥抱在一起。陈元钦的弟弟陈元钜一早出门时还对太太说，哥哥因为讲了一句“江青以前是上海滩影星”，被当作反革命抓起来判刑七年，不久前才走出牢狱。陈元钜对自己的胞兄能出访香港有些半信半疑，现在看到陈元钦红光满面站在自己跟前，兴奋得连连大叫：“想不到，想不到！”而工商界知名人士郭秀珍的弟媳妇在人群中认出自己的姐姐后，满脸狐疑地问道：“共产党怎么会放你出来呢？”
作为此次活动的东道主，翔千顾不上问候父亲唐君远，他捧着鲜花大步走向张承宗：
“张部长，哦，张团长，欢迎您啊！”
“谢谢唐先生！”张承宗接过翔千递过来的一捧花，“这次香港之行，辛苦您啦！”
“访问团出来一趟真不容易啊！”翔千话中有话。
“好事多磨嘛！”张承宗仰脸大笑。
在翔千主持的欢迎宴会上，尽管他安排了内地亲友久违的龙虾、鱼翅这些名贵的大菜，但大家只顾着说话，偶尔才蜻蜓点水般吃上一二口，有几个人甚至自始至终没有动过筷子。长久的分离、无穷的思念，使大家分外亲热，都有着说不完的话语。看着这样的场面，翔千感慨万千，他试探着轻声问张承宗：“张部长，我有一个不情之请——如果张部长您觉得不妥当，用不着为难，尽管爽爽气气地回绝我——晚上，能不能让大家住到香港亲戚的家里去呀？”
张承宗一愣，他还没思考过这个问题。让大家单个儿行动，说实在的，还真有点风险。他稍作考虑后答道：“我相信，唐先生的建议也是在座各位朋友心中的愿望。这样吧，凡是团员中香港有亲戚的，晚饭后想住亲戚家里的都各遂其愿，只是有一点千万要答应：明天早晨九点之前一定要赶回酒店，参加访问团的集体活动。”
翔千没想到张承宗答应得这么爽快，站起身来连连作揖：“谢谢张部长，让您为难了！”
三
翔千为访问团作了精心准备，走访的机构有中华总商会、香港生产力发展协会、香港贸易发展局、香港《大公报》社、新华社香港分社以及纺织、电子、玩具等各类企业。翔千希望能通过这种安排，使得访问团尽可能多地了解香港社会，尽可能多地结交各方面朋友。
有“世界船王”之称的包玉刚，听翔千说自己的宁波同乡张承宗来港，便请访问团所有成员坐上他的私人游艇游览维多利亚港，看看香港美丽的海景。在众人面前，包玉刚一时兴起，竟一改在公众场合的矜持印象，脱掉外衣，仅穿着一条泳裤爬上拖船，跳下海里畅游一番。包玉刚从小在海边长大，一身好水性直如浪里白条，惹得张承宗等访问团成员不住地鼓掌。待包玉刚水淋淋登上船后，张承宗亲自为他披上毛巾，赞叹道：“想不到船王的水性一点也不减当年啊！”包玉刚连连摆手：“惭愧惭愧，心里高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献丑啦！”
董浩云也是香港航运巨子，他告诉翔千，因为自己在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时，曾把旗下航运公司的总部迁往台湾，以至于现在依然与台湾有业务往来，在国共两党严重对立的环境下，由他出面接待多有不便，可又不愿意失去这个机会，为此派儿子董建华安排大家参观“海上学府”。在甲板上、船舱里，董建华一边领着大家参观，一边告诉大家，父亲董浩云最爱说一句话，“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为此他一直想建造世界上第一所海上大学，招收的学生来自世界各地，聘用的教授也来自世界各地，学生们在海上吃住、读书、玩耍，随船游遍五个大洲。当年，孔老夫子带着弟子周游列国，他的“列国”其实仅仅是神州大地，董浩云希望能让“海上学府”的学子真正周游世界各国。
十多天的参观访问，使张承宗看到了香港社会的另一面，这是出来以前无论如何也不想不到的，“资本主义世界”好像并没有像我们所宣传的那样一无是处，市面繁荣，老百姓的生活好像也很不错。尽管共产党犯下了一连串左倾错误，但香港的富裕阶层依然对中华民族复兴寄予厚望，只要一谈到“爱国”，一说到“振兴中华”，他们就会眼睛发亮、激情澎湃，一副跃跃欲试的模样。
与张承宗一样，香港的“上海帮”也在细细打量访问团里的共产党人。翔千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的恐惧感正在消失。因为共产党派来的大官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反倒是慈眉善目、温文尔雅，平日里与人说说笑笑，并没有什么隔膜。最有趣的，要算是张承宗在统战部的老搭档杨延修了。他是上海解放前夕中共地下党领导人之一，出访时的身份是上海工商联党组书记、统战部党组成员。翔千身边的人对他都有点恐惧心理，都以为是共产党派来监视访问团的，所以都不敢接近他，每每他走到什么地方，那里的人就不敢再说话了，原本热热闹闹的小圈子就变得鸦雀无声了。后来大家知道杨延修其实是个极有正义感的人，因为仗义执言，一顶“右派分子”帽子戴了20多年，来港前不久才刚刚恢复名誉，刚刚恢复党籍并安排职务。这一段经历拉近了大家与他的距离，彼此之间的话一天天多了起来。
从3月11日至3月24日，两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分手的时候到了。在机场，翔千握住张承宗的手久久不放：“张部长，照顾不周，请多多包涵。”
张承宗笑着说：“唐先生见外了，你我之间还用得着这么客套吗？不是不周到，是周到的无可挑剔！闭关锁国几十年了，走出来看一看太值得了，太有必要了！”
“满意就好。这些日子，我总是怕这怕那的，怕给上海朋友带来不快活，如今平平安安把您们送上飞机，我今晚也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
“不瞒您说，在飞来香港的航班上，我还顾虑重重呢！这次到香港访问，我是冒了大风险的，好多人有不同意见！不过，现在看来，这一步走对了——即使有再大的压力，我也坦荡荡没什么害怕了！”
翔千笑了，两眼眯成了一条缝。
四
送走张承宗一行之后，过了将近七个月，1979年10月20日，翔千带了香港工商界代表团回访上海。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彭冲亲自出面，在专门接待尊贵客人的锦江饭店小礼堂，宴请翔千带来的二十多位香港朋友。为了显示诚意，彭冲特意让人拿出了饭店珍藏的整套古董餐具，致使翔千的心从宴会开始至结束一直悬着，唯恐大家兴致勃勃喝酒碰杯时，一不留神打碎了手中的宝贝。要知道这可是乾隆年代烧制的瓷器呀，平时是不会拿出来的，一旦弄坏了是没有办法弥补的。
在上海参加了一些活动后，香港工商界代表团由张承宗等陪同赴无锡游览。这天雇了一条船游览太湖，并在船上安排了精美的午餐。置身湖光山色之中，回忆起泛舟维多利亚港湾的美好时光，张承宗即兴吟诗一句，“万顷水载万顷情”，然后笑呵呵看着香港朋友征求对联。香港商界名流吴中一和“石油大王”刘浩清相视一笑，稍作斟酌后朗声应道：“同心话结同心花”。这一上一下对仗工整，情景交融，引得翔千等人连连拍手叫好。
香港工商界代表团离开以后，沪港之间的交流更顺畅了，两地人士来来往往成为了稀松平常的事情。
不久，汪道涵出任上海市长，一次在与翔千见面时直截了当对他说：“翔千，你在新疆做得风生水起，我们上海人眼红得很哪！你什么时候也来这里办一家工厂呢？”
翔千顿了一下，正色道：“汪市长，不瞒您说，翔千早就有这个心思了！而且，不但我自己会来，还会带着香港朋友一起来投资办公司。”
“谢谢，谢谢！”汪道涵连连作揖，感慨地说道：“小平同志确实英明哪！两年前，当有人还在为‘海外关系’是好事还是坏事争吵不休的时候，他就出来说话了——‘我们现在不是海外关系太多，而是太少。海外关系是个好东西。’”
“只要不再搞阶级斗争那一套，来投资的华侨就会越来越多。谁不想为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家乡做一些事情？”
汪道涵笑着说：“那就请你做个开路先锋吧！”
其实，在汪道涵开口之前，有一个人也在催促翔千来上海办厂，这就是他的父亲唐君远。几个月前，唐君远作为上海市工商界代表团成员去香港访问时，便对儿子和盘托出了心中的想法：“翔千，唐家也要为上海‘四化’建设作出点贡献，建一个工厂，引进点设备。现在，人民政府把我们这些工商界人士看作自己人，我们就要像个自己人的样子。”之后，在女儿唐新璎离家去香港探亲时，唐君远又再三叮嘱她：“新璎，别忘了叫你大哥回来为上海做点事情！”
就像思乡的游子，听到一声声召唤，情切切归心如箭。对翔千而言，回上海办厂已经不是早一点或者晚一点的问题，而是事不宜迟、越快越好！
五
在与上海纺织局的领导多轮商谈，并对市场进行充分调研、对项目可行性进行认真分析之后，翔千确定了投资方案，并将厂址定在了浦东。
1980年8月31日，翔千和上海纺织局签署了成立合资公司的合同和章程，根据当时内地的流行做法，上海纺织局是控股方，占股60%，港方股份为40%，总投资600万美金。上海纺织局局长张惠发亲任董事长，翔千出任副董事长。签字仪式安排在外滩的市政府大楼里，为彰显这一合作成果非同一般，市长汪道涵特意邀请唐君远出席签字仪式，还嘱咐工作人员打开正门迎接客人——平时，这两扇大门是很少打开的。当翔千和父亲穿过昂然而立的两只石狮子，迈进大门，一步一步走上台阶时，心中就像身后的黄浦江无法平静。将近一年之后，即1981年7月26日，翔千拿到了国家工商局颁发的“沪字第00001号” 营业执照。上海第一家沪港合资企业——上海联合毛纺织有限公司终于诞生了。
公司挂牌那天，翔千一大早就穿着西装、打着领带，笑容可掬地站在大门口迎接来宾。在他身旁，彩旗招展，一面圆桌似的大鼓围着四个光膀子的小伙子，他们兴奋地捶打着鼓面，那鼓声时而如暴风骤雨，时而如潺潺流水，引得路人一个个停下了脚步。上海市副市长陈锦华来了，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来了，已经被推选为188sb.com副主席的唐君远来了……翔千虽然忙得团团转，但心里像抹了蜜一样——在离开故乡30年之后，重新回来展开生命中全新的一页，那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呀！
“联合毛纺”选址浦东陆家嘴，利用原上海麻纺厂的厂房和人员，从意大利、德国和日本引进了先进设备和先进技术。根据翔千的设想，公司的发展战略可以概括为“两头在外”：从国外引进优质兔毛，面向国际市场开发高端产品。
公司第一年赔了80万元。这时有人质疑了，有人气馁了，有人退缩了。
翔千想，为什么一定要用外汇去进口兔毛呢？为什么不能建立自己的原料供应链呢？他决定从国外引进优种长毛免，然后在上海郊区以及浙江、江西等地建立养殖基地。这一招相当灵验，原料价格很快就降下来了。
在翔千和管理层的统筹下，“联毛”每月推出几十个新品种供客户挑选，以小批量、高质量、交货快的特色，赢得了海外客户的赞誉。
在控制成本的过程中，翔千也有十分纠结的时候。因为是与国有的老厂合作，冗员太多，不少人根本不像上班的样子，“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公司推出一个“大篷车”项目，把原本无所事事的员工组织在一起，安排一些工厂里配套性的活儿。“大篷车”项目少时有100多人，多时达到好几百人，原来的消极因素变成为积极因素，厂里吃闲饭的人少了，企业运营的效率高多了。
商海沉浮多年的翔千明白，办企业不能只顾眼前的利益，一定要有长远的目标。因此，他为“联合毛纺”确立了几条经营原则：
首先，坚持品质第一，力争产品出口合格率达到100%。其次，实行品牌战略。公司为不同产品登记了六个“联合牌”注册证，并在上海创造了品牌推广的三个“之最”：最先开设“联合毛纺”连锁店，最先成立时装表演队，最先用企业名称赞助运动队。再次，重视时尚元素。公司在香港建起了样板房，将海外最时尚的款式带回上海。
此外，开拓国际市场。充分发挥“联合毛纺”合资企业的优势，想方设法参加国外各种交易会、博览会，不断拓展外销渠道，使“联合牌”兔毛衫成功打入了美国、日本、意大利、法国、德国、新西兰等发达国家的市场。
“联合毛纺”的春天终于来临了。1982年下半年起，“联合毛纺”扔掉了亏损的帽子，利润由负数变成了正数；1983年起，公司的盈利以40%的速度递增，到1984年已全部收回了600万美元的投资；到1991年，公司固定资产增加了十倍，同时还创办了六个企业：上海百乐毛纺织有限公司、上海联川毛纺织有限公司、上海联合高级时装有限公司、上海联合高级制衣有限公司、上海联合羊绒衫有限公司、香港百乐毛纺织染整有限公司等。“联合毛纺”在1987年荣获“上海市名牌产品”称号，1989年被评为“全国十佳合资企业”，公司还连年获得“上海市出口创汇先进企业”的荣誉称号。
“联合毛纺”成了沪港合作的一个样板，成了沪港两地的璀璨“明珠”。
（选编自《唐翔千传》，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